老百姓为什么看不起病?上不起学?买不起房?
至于老百姓看不起病、上不起学、买不起房这些问题近年来被批评为市场化的失败,其实是政府在住房、教育以及医疗资源(市场性的与公共性的)供给上的不足,其背后则是公众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不足,也就是说是民权不足才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不足。
在所有的弱势群体中农民最穷,则是因为农民离权力的中心最远。试问,农民如果有与城市居民同等权力,“三农问题”还会如此严重吗?所以,与其说农民太穷,不如说农民太缺乏权力。与其给农民减税,不如给农民更多的自治权力。
今日中国的贫富差距悬殊,正与权力结构的高度不平衡相关。一个“有权必有钱的怪圈”:以权力为中心,离权力越近的人越富,离权力越远的人越穷。2000年以来,财富增长最快的三个群体就是权力者及其亲属、权力法定的国有垄断部门群体、与权力结盟的资本代表(如房地产商)。
权力配置的失衡导致一些人所得是另一些人所失的“零和效应”,由此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关键。最近,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计算了2004年的双轨价差,结果发现比以前有过之无不及。2004年,以公共权力为背景,双轨价差总额高达4.7万亿元,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1.5倍。其中,地价差导致租金为5285亿元,垄断行业垄断租金合计为2125亿元,国有资产流失为715.49亿元,腐败租金为200亿元左右。据此估算,权力垄断与权力腐败的租金额加总为惊人的8325.49亿元,占当年GDP的5.2%,相当于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55.1%!
如果没有新双轨制这种令人厌恶的现象,中国2004年基尼系数应是0.3797,然而腐败和管制使得基尼系数迅速恶化为0.465,贫富差距冲上国际警戒线。这表明,虽然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表面上在加快,但权力导致的寻租空间亦在同步加剧。这意味着,中国的一切失衡根源正是权力的失衡。这意味着,如果不改革权力,那么就连改革其实也是失衡的,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出现了不平衡,市场化+传统政治体制的组合已经越来越不能让中国健康地往前走了。
撇开经济不平衡,就连社会的不和谐也来自权力的失范。据公安部拿出的数字,群体性事件10年间增加了6倍多,而且规模不断扩大,涉及各个领域,行为方式激烈,组织化倾向明显。如果正常的权力渠道能够提供争端解决机制,这样的群体性事件还会如此高发吗?
生产安全问题层出不穷,也是因为权力的作祟:地方官员的参与导致小煤矿等安全事故难以解决。
地产的失衡更与权力的扭曲有关。地方政府官员具有强烈的发展本地经济以及扩张本地财政的积极性,却缺乏相应的来自公众的权力制约和监督,这导致地方政府权力在房地产领域与资本的联盟,住房掠夺性发展快,住房保障建设慢,地方官员公然对抗中央房地产调控(如前些时间广州市长公然说广州房不高!后又在压力表态房价下降)。
失衡的中国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,政府工作报告大量的篇幅其实是在致力于解决失衡。然而,一般性的措施很难解决问题。不仅如此,许多失衡问题在付出艰辛的解决努力后,甚至会扯出更深层次的失衡来。在这种情况下,全社会都应该清楚,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失衡,权力配置的不合理是造成诸多问题的根源,政府今天要用右手去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它昨天自己用左手造成的。
要真正解决问题,必须像政府工作报告所说的那样,“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,加快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。完善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,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、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、管理社会事务。
根据网上部份资料整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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